书名：浙江省出版志

出版社：浙江省人民出版社

编纂单位：《浙江省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

综述

浙江省濒临东海，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素有“文物之邦”的称誉，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早在唐代中叶已开始有雕版印刷书籍，并流传于市。五代十国吴越国时，雕版印刷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宋代杭州已是全国雕版印书中心，会稽（今绍兴）、明州（今宁波）、婺州（今金华）、衢州、湖州等地刻书业也较发达。元、明、清仍是全国重要出版之地。古代浙江出版业分布地域之广，出版书籍之多，出版物印制之精美，出版人物之众，均居全国前列，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清末民初，浙江籍的文化人士在上海创立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浙江出版事业步入了崭新的发展之路，并逐步形成了编辑、印刷、发行、物资供应和出版教育科研较为完整的出版业体系，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的出版、发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一

在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之前，浙江文化人编著图书已不少。今知东汉初会稽人袁康就编纂了（由吴平校定）一部中国最早的地方志书《越绝书》。浙江也是用雕版印刷出版书籍较早的省份之一。元稹在唐长庆四年（824）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所作序中称：“扬、越间多作书摹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中也。”这是浙江书籍出版发行的最早文字记载。吴越国时，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于佛经、佛图等的印制，刻印工艺精湛，印刷条件更趋完善。吴越国王钱傲曾礼请高僧延寿和尚主持，先后于显德三年（956）、宋乾德三年（965）和开宝八年（975）三次刻印八万四千卷《宝箧陀罗尼经》，颁行各地。民国时和建国后在杭州雷峰塔、吴兴天宁寺塔和绍兴城关塔等处出土的《宝箧陀罗尼经》，历经千年沧桑，仍图文清晰，线条明朗美观，纸质洁白，墨色精良，这表明当时浙江的造纸和雕版印刷技术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准。吴越国广印佛经、佛图，造就了一批写版、雕版和印刷的能工巧匠，为宋代浙江雕版印书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是浙江刻书业的昌盛时期。北宋时，浙江与汴京（今河南开封）、四川、福建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而浙江以杭州为最有名。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又说：“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而纸质不佳。”因此，北宋国子监一些重要的经书、史书和医书等典籍，由皇帝降旨交由杭州镂版刊行。据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说：“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地方官刻、私人刻书也盛行。地方官刻本有《龙龛手鉴》、《白氏文集》、《杭州图经》、《吕氏春秋》、《韩昌黎先生集》、《东坡集》等；私刻有杭州陈氏万卷堂刊《史记》、临安孟琪刊《文粹》、钱塘颜氏刊《战国策》等。浙江刻印佛经亦多，杭州有晏家、钱家等专业刻经坊，还有龙兴寺、明教寺刻经。永康胡则于明道二年（1033）刊印的《大悲心陀罗尼经》，近年在瑞安仙岩慧光寺塔中有实物发现，写、刻、印俱佳，其用纸经物理指标测定为浙江产的竹纸。宋哲宗时，杭州还为高丽国刻《严华经》版2900多片，开书版对外贸易之先河。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比德国人谷登堡发明活版印刷术早400多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地点应在杭州。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作了详细记载。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浙江经济和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杭州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全国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全国的刻书中心。建都不久，朝廷即下令把各地方官署所刻书版集中到国子监，继续刊印发行，并刻印许多新书。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各司也刻印了大批书籍，宫廷为供皇室所需也刊书，各府、州、县刊书也不在少数，绍兴、严州、嘉兴、宁波、金华等都成为出版业的重要基地。书坊和私宅刻书之盛也前所未有。当时杭州书坊林立，多分布于鼓楼至众安桥一带，今有书坊名可考知的即达数十家之多。这些书坊多为前店后坊，既刊书又售书。其中尤以陈起所设的书坊、书铺最著名，刊书最多。他所刊唐人诗集和宋代诗人集等，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对保存和传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其功不可没。宋代全国民间刻书最出名的有7家，其中浙江有陈起、岳珂和廖莹中3家。廖莹中世綵堂所刊刻《河东先生集》和《昌黎先生集》，以刻印精美著称，为宋刊本之精品，传世实物已成为今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之一。南宋佛经刊刻也多，其中湖州王永从、王永锡兄弟出资所刊刻的《大藏经》，卷帙浩大，前所未有，影响深广。宋时浙江出版业不仅兴旺，而且出版物的总体质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元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移，但浙江因有数百年刻书传统，刻印技艺精良，仍是重要的出版之地，《辽史》、《金史》、《宋史》等重要史书均由朝廷下令交浙江刊刻，可见一斑。重要农书《农桑辑要》，本由大都（今北京）刊印，元仁宗嫌其字样不佳，下诏由江浙行省重新开版雕印。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原南宋国子监原址创立的西湖书院，刻书多而且精，刊于泰定元年（1324）的《文献通考》，字体书写优美，行款疏朗悦目，被推为元本中之代表作。杭州某失名书坊所刊的冠有“古杭新刊的本”的一批元杂剧本，也刻印俱精，有一定影响。杭州大万寿寺还奉命刻印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经》3620卷，可见当时杭州还具有刻印少数民族文字之能力。

明代，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下旨将杭州西湖书院旧藏宋、元监本版片20余万片运往南京国子监。王国维说“吾浙之宝藏俄空”，这使浙江出版业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直到明中叶以后，浙江刻书业才渐趋兴盛。官刻，浙江布政司、按察司、巡抚都察院、两浙运司及各府州县衙署刊书不下百种；民间书坊和私家刻书遍布全省各地。当时坊刻和家刻以杭州、湖州、嘉兴最盛，其中不乏佳椠名刻。钱塘洪楩清平山堂所刻刊的《六十家小说》（《清平山堂话本》），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话本）总集；长兴臧懋循选编、自刻《元曲选》10集，收元曲100种，保存大量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武林容与堂所刊的小说《水浒传》和戏曲本《幽闺记》等，插图精美绝伦。这一时期，湖州家刻异军突起，其中以闵齐伋为代表的闵家和以凌濛初为代表的凌家所刊双色和多色套印刊本最有特色，闵家刊本《文心雕龙》多至朱、墨、蓝、黄、绿五色，为中国印刷工艺一大跃进，在中国出版史和印刷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清代，初期大兴文字狱，涉及浙江的有13起，其中“庄氏明史案”和“吕留良文选案”，编书者、刻印者，甚至于售书、购书者均受到无辜株连，人人谈书色变，刻书业一度萎缩。至乾隆后期修《四库全书》，广征天下图书，浙江藏书家献书为全国之最。乾隆四十一年（1776），朝廷又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于东南诸省，准锓木翻印，浙江刻书业又渐次复兴。同治六年（1867），浙江书局成立，这是浙江历史上第一个官办专业出版机构，存世40余年间，共刊书一百数十种。清代浙江民间刻书以私家藏书楼刊刻地方文献以及杂纂类大型丛书为一大特色。丛书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鲍廷博所刊《知不足斋丛书》、卢文弨所刊《抱经堂丛书》、汪宪所刊《振绮堂丛书》、丁丙所刊《武林掌故丛编》、胡凤丹所刊《金华丛书》、陆心源所刊《十万卷楼丛书》和《湖州丛书》、蒋光煦所刊《别下斋丛书》、赵之谦所刊《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孙衣言所刊《永嘉丛书》等。清代编刊地方志之多也超过历代。它们对促进浙江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道光二十五年（1845），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澳门创办的华花圣经书房迁来宁波，用铅字排版技术，出版发行宗教读物和近现代科教书刊，带来近现代的印刷设备和出版理念，其印刷厂的印刷工人，成为浙江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咸丰四年（1854），美国传教士又在宁波创办浙江首家中文期刊《中外新报》，这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期刊。光绪二十二年（1896），维新派人士在温州创办《利济学堂报》，这是浙江第一家由中国人办的期刊。至民国元年（1912），全省有各类期刊20多种。

自唐代中叶至清代的1000余年间，浙江出版者刻书多，精品多，涉及的范围也广，对保存、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曾作出杰出的贡献，对“文化之邦”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

二

民国初期，中国出版业的中心转到了上海，浙江不少人到上海创业，创办了多家闻名全国的印书馆、书局和杂志社。浙江本土传统的刻书业仍比较发达，不少有影响的大型丛书，多在浙江编辑刊行。同时也出版铅印的新书。宣统元年（1909），浙江书局并入浙江图书馆，除利用旧雕版印书外，还出版新书和馆刊、年报等期刊。创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的西泠印社，自丁仁以珍藏的“西泠八家”篆刻精品钤拓成印谱出售后，声誉远扬海内外。该社仅民国初年就出版了印谱、笔记、札记等近40种。民国2年至7年（1913～1918）相继创办的出版机构有：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中华书局杭州分局、抱经堂书局等。民国时期传统雕版印书最有名的为南浔刘承幹的嘉业堂。该堂不仅刻印了卷帙浩繁的大批丛书，而且把清廷曾明令禁止的逸史、闲录、笔记等重新刻印出版，大受名人、学者的赞赏。私家刊书的还有：杭州张钧衡的适园、吴昌绶的双照楼、吴兴蒋汝藻的乐地庵等。辛亥革命前后，由同盟会会员及赞成国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创办了一批有影响的期刊：《武风鼓歙》、《越社丛刊》、《农友会刊》、《聂社丛刊》、《妇女旬刊》等。期刊大多为铅印或石印。民国初年，各地书刊印刷厂、所相继建立，杭州有10多家铅印或石印厂、所，温州瑞安有石印厂，绍兴有绍兴印刷局，宁波、湖州、衢州等地都有了印刷厂、所。

五四运动前后，浙江一批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先后创办了《杭州学生联合会会报》、《新乡人》、《十日刊》、《浙江新潮》、《钱江评论》、《曲江工潮》等一大批期刊，初露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锋芒。五四运动后，新设的出版机构有世界书局杭州分局、世界书局温州分局。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出版的《责任》、《宁波评论》、《火曜》、《甬江潮》等期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国共合作、推动革命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16年至26年（1927～1937），官办的出版机构有国民出版社、正中书局杭州分局，私营出版发行企业主要有开明书店杭州分店、开明书店宁波分店、大东书店杭州分店、宋经楼医书局。它们主要出版发行官方资料、教科书、文艺著作及医药图书。这一时期，因受国民党右派白色恐怖的影响，浙江出版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中共浙江省委成立后，曾秘密刊行《省委通讯》、《每周通讯》、《钱塘怒潮》等多种期刊，但由于党组织屡遭破坏，期刊也是屡办屡停。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嘉湖和宁绍等地先后沦陷，大批文化人士汇聚金华、丽水等地区，高举民族抗战旗帜，开展抗战文化运动。上海、杭州的一些出版发行机构，也先后迁到金华、丽水地区，出版发行抗战书刊，金丽地区成为东南文化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金华、丽水（包括温州）地区的出版社、期刊社和出书单位达到130余家。在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下，由中共组织或中共党员主编的《动员周刊》、《新中国》、《东南战线》、《青年团结》、《浙江妇女》和《东南儿童》等刊物也先后在金华创刊，发挥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团结民众抗日救亡的号角作用。与此同时，绍兴的青抗社、抗建社、战旗社和浙西的民族文化馆等，也出版了大量的抗战书刊。民国33年（1944）4月，中共浙东区党委在余姚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创办了《新浙东报》，同年6月又创办浙东书局（同年冬改名韬奋书店），除发行、经销报刊、书籍外，还翻印了一批毛泽东的著作和延安出版的革命书籍等，对宣传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浙东、浙南革命根据地还先后创办了新浙东出版社、新路南出版社、鸡鸣社、燎原出版社、四明出版社和台属出版社，出版图书达200多种，为浙江的解放和保留革命根据地的文化遗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组成16人的分队，由钟虹率领，随军进入杭州。5月16日，新华书店浙江分店成立，并于当日在杭州市六公园原西湖茶室开设门市部，发售解放区出版的革命图书，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解放初期，浙江的出版工作沿用老解放区出版、印刷、发行“三合一”的体制。同年5月，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浙江文化印刷公司、国民党省政府印刷厂和《大同日报》等报社的印刷设备，组建成浙江新华印刷厂，为书刊印刷创造了条件。6月，新华书店浙江分店接收了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资产，开设新的门市部，从老解放区调运图书确保社会需要，同时翻印出版解放社编的《整风文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革命图书。7月，新华书店浙江分店联合私营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和世界书局在杭州的分支机构，组成浙江省教科书联合发行所，发行中小学课本，确保了当年秋季浙江中小学按时开学。

三

建国后，浙江出版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期间也有过曲折。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体系，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50年来，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恢复发展阶段

1950年11月，根据政务院和国家出版总署关于出版、发行、印刷实行专业分工和组建地方人民出版社的指示精神，成立了大众出版社。这是建国后浙江建立的首家国营出版机构。1951年4月，经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大众出版社自行消失。1952年，浙江新华印刷厂与省属8家印刷厂归并组建成杭州市印刷公司，1953年又改名为杭州印刷厂，成为浙江书刊印刷的重点企业。1956年，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对私营图书发行业和印刷业实行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各地私营图书发行单位大都并入国营的新华书店，杭州的96家私营印刷厂联合组建为公私合营的西湖印刷厂（1958年并入国营的杭州印刷厂）。到是年底，完成了对私营发行业、印刷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初步实现了书刊出版、印刷和发行的专业分工。

浙江人民出版社成立后，按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三为”文化工作方向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地方出版社实行“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三化”出书方针，组建编辑队伍，制订和实施出版计划，当年出版图书16种。到1956年，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编辑出版工作秩序，年出版图书408种，其中初版图书325种，总印数1444万册。当时的出书指导思想主要是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出版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思想教育、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大众文化等方面的图书和中小学教学用书。其中1956年开始出版的知识青年“自学参考用书”（22种），印数达182.9万册，不仅在内地发行，还远销香港、澳门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朝鲜等国家。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对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等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锻炼和培养了编辑队伍，积累了办好出版社的经验，还团结了省内外一大批作者，为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期刊出版方面，除建国初创办的《浙江政报》外，从1951年起先后新办了《浙江教育》、《浙江文艺》、《科学技术》等专业期刊。至1956年，有期刊18种。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内容新颖，形式活泼，为读者所欢迎。这一时期，全省新华书店从1949年的22个地（市）县店、23个综合门市部，发展到1956年的88个地（市）县级书店、99个综合门市部。新华书店年销售图书从1950年的1002万册，增加到1956年的4936万册，增长3.9倍。

至1956年底，初步形成了以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印刷厂和全省各级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出版、印刷和发行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体系，为浙江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曲折前进阶段

1957年　1976年10月，浙江出版业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1957年的反右派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对浙江出版业产生了消极影响。1958年，在“大跃进”影响下，不少地方出现了大办出版社之风，杭州和其他一些地（市）县办起了13家出版社。编辑出版工作盲目追求高指标，全省年出版图书从1957年的290种猛增到874种，增加2倍多；期刊从1957年的18种增长到35种，增加近1倍，不少书是“剪剪贴贴”重复之作。从1959年开始，国民经济发生暂时困难，在“大跃进”中所创办的出版社，除个别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外，其余的先后停办。1960年，省委宣传部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出版工作提出了“压缩出书品种”、“提高图书质量”、“拓宽选题范围”、“挖掘浙江文化遗产”的要求。按照上述要求，浙江人民出版社对几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认识到图书出版应注重“稳定性、知识性、实用性”，制订了1962～1966年5年选题规划，陆续出版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有保存价值的图书。其中《常用同音字典》一书，还在亚太地区成人教材和扫盲后继续教育读物评奖中获“耐西姆·哈比夫”纪念奖。但是，由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纸张供应紧张等原因，一般图书出版大幅度下降，中小学教科书的印刷也发生困难。全省年出版图书从1958年的874种下降到1962年的225种，下降74.3％；总印数从4184万册下降到2540万册，下降39.3％；总印张从8.76万千印张下降到6.26万千印张，下降28.6％，图书市场货源紧缺。为此，新华书店采取了收购旧书、图书出租和回收旧课本再利用等措施以缓解图书的供需矛盾。出版社则充分发挥编辑力量和利用有限资源，增加出书品种，增加印数，图书出版逐步回升，到1965年，年出版图书达到259种，总印数5936万册，总印张12.99万千印张，分别比1962年增长15％、134％、108％。

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浙江出版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和破坏。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全省图书出版、发行、印刷单位先后被“造反派”群众组织夺了权，多年建立起来的正常出版秩序又被打乱，当年初版图书仅37种。多数期刊也停止出版，仅剩由群众组织所办的《工农兵画报》。在1971年以前，除印制毛主席著作和编辑出版《学习文选》之外，一般图书基本上不出版。新华书店除发行毛主席著作等少数图书外，大部分图书被封存，停止发售。

1971年3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出版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出版工作，必须坚持把出版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同时应该做好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参考读物，青少年读物，文学艺术读物，科学技术读物，经济、历史、地理、国际知识读物和工具书等各类图书的出版。并要求出版部门研究制订出版计划，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写作，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8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报告》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有关恢复出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党组织把出版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虽然其中写进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两个估计”（建国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领导权掌握在“走资派”手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出版界占统治地位，因而要重新组织队伍），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但是，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还是极大地鼓舞了浙江出版工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后期浙江部分恢复出版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9月11日至12日，全省出版工作会议召开，传达贯彻中共中央转发的报告和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精神。9月21日，省革命委员会设立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出版事业管理局（简称省出版局），以加强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此后，下放的和在“斗、批、改”干校的部分出版工作人员调回出版社工作，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出书逐年有所增加。1972年出版图书382种，其中初版328种。还陆续出版了一批质量较好的书，其中《国际知识》一书受到国家版本书库的好评，《农村小型水电站》一书受到联合国小型水电站研究机构的重视。停止出版多年的少年儿童读物也恢复出版。1975年，周恩来提议由华东六省市负责的《汉语大词典》的编撰工作启动，浙江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和编写组，承担了部分收词和编写任务，至1989年，浙江编写组率先完成了所分工编写的初稿。同时，城乡图书发行工作也开始恢复。1974年11月，省出版局与省商业局联合召开全省农村图书发行工作会议，对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作出了部署。至。1976年，全省新华书店年销售图书13020万册。“文化大革命”后期，虽然部分恢复了出版发行工作，但是出书结构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图书供应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出现了全国性的严重的“书荒”。

（三）转折发展阶段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求新、求知和希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欲望空前高涨，对各类出版物的需求猛增。省出版局根据当时图书市场的需求形势，提出了“多出书、快出书、出好书”的工作思路。浙江人民出版社按此思路，最大限度地利用当时的编辑出版力量和纸张供应情况，重印了一批青年自学图书，初步满足了恢复高考后学生升学求知的需要。但是，当时地方出版社仍然受到“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三化”出书方针的限制，不能出版重要的学术著作、文学艺术作品，更不能翻译出版国外著作，图书市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杭州市新华书店甚至出现读者漏夜排队购书的情况。1979年，省出版局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针对浙江实际情况，积极支持出版社冲破“三化”方针，探索“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书路子。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此出版了长篇翻译小说《飘》。当年12月，《飘》上册出版后，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此时正值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的重要议题是讨论地方出版社应实行什么样的出书方针问题。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要解决“书荒”，繁荣出版，必须改变地方出版社“三化”出书方针，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另一种则认为，地方出版社应继续实行“三化”方针，否则全国的出版秩序会被打乱。会上有人还以出版《飘》为例，反对地方出版社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出版局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地方出版社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的出书方针，暂定试行两年。长沙会议以后，舆论界、文化界仍有人继续批判《飘》的出版，说“‘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把出版《飘》上纲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出版《飘》的争论，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1980年6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时说：“你们有一本小说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有人说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邓小平的谈话，肯定《飘》的出版没有错，这无异指明出版工作也需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从此统一了认识，结束了这场争论，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书方针确定了下来。地方出版社出书方针的调整，是一次重要的转折，为地方出版社松了“绑”，调动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1980年，浙江出版社的出书品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学术著作和译著，如《中国哲学史概要》、《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文集》、《郁达夫诗词抄》和《契诃夫手记》等陆续出版。1980年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1976年相比，全省年出版图书增长39％（其中初版书增长91％），总印数增长99％，总印张增长210％。

但是，当时全省仅有浙江人民出版社一家综合性出版社和西泠印社一家专业出版单位，发行渠道单一，出书难、卖书难、买书难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锐。这种状况已难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出版体制改革势在必行。1983年5月，省委、省政府决定撤销省出版事业管理局，成立浙江省出版总社；1987年7月又建立浙江省新闻出版局，与省出版总社合署办公，进一步加强了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浙江出版界通过学习贯彻《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方针，明确了出版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加快了出版体制改革，浙江出版业经历了又一次大转折。80年代初，出版体制改革首先从出版社的改革开始，具体改革措施有这几个方面：一是进行出版社机构改革。按照专业化、小而专的要求分建多家专业出版社。省出版总社系统，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基础上，1980年重建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新建了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起先后成立了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和西湖摄影艺术出版社（后改名浙江摄影出版社）。同时成立了浙江省出版公司，专司中小学课本的印制，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在此期间，浙江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和杭州大学也先后成立了出版社。90年代，宁波出版社和杭州出版社又相继成立，加上1978年列为专业出版单位的西泠印社，到90年代初，全省形成了专业分工比较明确、各具特色和小而专的出版社群体。二是改革管理体制。各专业出版社按照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要求，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1984年，省出版总社将部分人事、劳动、工资等管理权限下放给所属出版社，省出版总社系统各出版社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和独立事业法人单位。为从经济上支持出版事业的发展，省里采取了“放水养鱼”的政策，1988年，省出版总社与省财政厅签订了大承包合同，省出版总社与所属各出版社签订了分包合同，承包合同制的实行，有力地调动了出版社的积极性，增强了各出版社的经济实力。在出版社内部，实行以提高图书质量为中心的考核、分配和奖惩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图书编辑“三审”制度。各类责任制的建立，体现了权、责、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原则，极大地调动了编辑出版人员的积极性。三是改革经营体制。各出版社由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由封闭式走向开放式，编辑人员深入市场开展调查研究，了解读者需求，使选题计划和图书出版更具市场适应性。

省新闻出版局和省出版总社在进行出版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在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的同时，注意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出版工作的影响，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先后向出版社提出了“出好书、出人才、走正路”、反对“一切向钱看”、要“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等要求，引导出版工作走健康发展之路。在此期间，省新闻出版局和省出版总社还实施了3项具体措施：一是建立激励机制。1979年开始的每年进行优秀图书编辑奖评奖活动继续进行。1984年设立优秀图书编辑奖专项奖励基金，1988年设立“浙江树人出版奖”。1987年开始建立浙版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制度，经省财政厅同意，自1988年起每年从省出版总社资金中提取100万元（1997年调整为500万元）作为重点图书出版基金，　2000年累计投入2187万元。这些措施保证了重要学术著作的出版和重大出版工程的实施。二是加强编辑队伍的思想业务建设。80年代初开始，省出版总社实行“一二九制度”，编辑人员每年有一个月学习，二个月进行调查研究，九个月从事案头工作；新编辑和新任编辑室主任分批进行上岗培训，学习党的出版方针政策和相关的业务知识。三是开展“扫黄”、“打非”（扫除淫秽色情出版物，打击非法出版活动）。这项活动从80年代开始，一直坚持到今，对确保出版工作的正常秩序和图书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80年代至90年代的10年出版体制改革和加强出版管理，浙江出版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出版工作活力明显增强，年出书品种逐年增加，所出图书的品位和质量显著提高。据统计，1990年与1981年相比，全省年出版图书1981年为402种，1990年为1791种，增长346％；其中初版图书1981年为319种，1990年为1101种，增长245％。总印数1981年为16142万册，1990年为19596万册，增长21.4％；总印张1981年为560671千印张，1990年为729506千印张，增长30.1％。这一时期出书品种得到大幅度的增长，除了确保全省中小学教学用书和满足广大读者一般图书的出版之外，还出版了一大批重要学术理论著作和具有较高文化积累价值的图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由全国上百名作者，花5年时间，三改框架，几易其稿而成。该书分60多个学科门类，5000多条目，400多万字，5000多幅插图，熔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炉，是建国后浙江出版的首部大型百科全书，上市后畅销不衰，自1991年出版至1997年，总印数达100多万套，总码洋超亿元，为同类图书所少见。同时，在出版物的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进行大胆创新，将连环画这种读者喜闻乐见的读物赋予新的内容，把世界文学名著、中国通史、孙子兵法甚至中学数理化等改编成连环画，并将64开本改为大32开本，面貌为之一新，对普及文学、历史、军事和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开连环画创新形式之先河，受到社会各界和读者的欢迎。

在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同时，图书发行体制改革也同步进行。1982年，在全省推行了出版社与新华书店的“联合寄销”发行模式，打破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征订包销”的发行模式，对调动出版社和新华书店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缓解“出书难、卖书难、买书难”的矛盾起到积极作用。同时按照“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的“一主三多一少”的要求，搞活新华书店，发展供销社发行网点和集体、个体书店，开展二渠道批发，图书市场进一步活跃。1988年，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下达后，推行“三放一联”的改革举措，图书市场更趋繁荣。1991年，全省有各级新华书店79家，综合门市部187个，专业门市部62个，书亭5个，供销社及其他商业部门图书网点2737处，集体、个体书店1349家；杭州市还建立了图书城，成为二渠道批发中心。是年全省销售图书达43429万册，比1981年增长30％；销售金额61619万元，比1981年增长近5倍。

（四）发展繁荣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和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浙江出版界开始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进一步深化出版改革。1993年，省新闻出版局和省出版总社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出版工作的经验，在继续坚持“出好书、出人才、走正路”要求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优质高效促繁荣”的工作思路，图书出版从总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注重优化出书结构，扩大市场适应性，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增强出版业的实力。1997年，省政府制订并颁发了《浙江省文化发展规划（1996～2010年）》，其中对出版业的发展明确规定：“图书出版继续走优质高效发展之路，多出好作品，不出坏作品”；“‘九五’期间，根据导向正、质量优、效益好、市场占有份额大、市场占有时间长的精品图书的要求，实施以‘五个一工程’图书项目和国家图书奖备选书目为龙头、省重点图书为骨干、优秀双效图书为基础的百种重点图书、千种优秀图书精品出版工程。继续坚持高品位、高格调、高质量和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相结合，突出政治理论著作、学术著作、文化读物、少儿读物、科普读物、电子出版读物等方面的特色，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省新闻出版局和省出版总社为保证规划目标的实现，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继续加强选题和出版计划的宏观调控管理，强化选题的科学论证；坚持出版社的专业分工，充分发挥专业出版社的专业优势和特色，调整出书结构，提高图书的整体质量；坚持对优秀图书出版和重大出版工程实施政策性倾斜，给予资金补贴或无息借贷，在用纸、印刷、发行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继续对获奖图书的编辑人员给予奖励；建立图书质量监控体系，对图书的政治思想导向、文化格调和编校质量进行全程质量跟踪；鼓励出版和发行单位联手开拓市场，扩大优秀图书的市场覆盖面；强化和改善营销工作，延长图书的生命周期，等等。

出版工作阶段性转移后，年出书品种数量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出书结构进一步优化，质量和效益均有明显提高。全省年出版图书1991年为2076种，2000年为4110种，增长97.97％；其中年出初版书1991年为1347种，2000年为1843种，增长36.82％；年总印数1991年为21516万册（张），2000年为27014万册（张），增长25.55％；年总印张1991年为879984千印张，2000年为1272821千印张，增长44.64％。10年间，图书品种的增长与总印数、总印张的增长差距缩小，基本接近同步增长水平，尤其是初版品种增长幅度有较大下降，重印率提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均较好。在出版的各层次各类图书中，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文化积累价值、科技应用价值的图书和少年儿童读物占有较大的比重，一批高格调、高品位的图书陆续出版。这类图书中，主要理论著作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大转折时期的社会心态》、《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教育思想研究》、《心理学百科全书》、《儿童青少年心理学丛书》等；历史类主要有《浙江七千年—浙江省博物馆藏品集》、《中国美术五十年》、《中国文史百科》、《晚明曲家年谱》等；名人名家专集有《周恩来外交风采》、《蔡元培全集》、《郁达夫全集》、《夏承焘集》、《潘天寿书画集》、《吴昌硕作品集》等；原创文学作品有《生命之歌》、《南方有嘉木》、《农民创世纪》等；青少年教育类图书主要有《我的父亲邓小平》（连环画）、“共和国领袖的故事丛书”、《小学生自然百科》、“人类探险史故事丛书”、《院士风采—中国科学家肖像、手迹集》、《中国院士》等；科技专著有《转移核糖核酸—结构、功能与合成》、《选择性分子间引力和集团结构适应性》、《高温超导电性》、《容错控制系统的分析与综合》等；工具书类主要有《中国诗学大辞典》、《中国曲学大辞典》、《中国词学大辞典》、《中国汉画图典》、《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等。这些图书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均较大，其中不少在省级以上评奖中获奖。从1981年至2000年，浙版图书在省级以上评奖中获奖的达2000多种（次），获奖率保持在年出书品种的15％～20％。中宣部举办的“五个一工程”奖共举办7届，有11种浙版图书获奖；实现“七连冠”，在全国排名第一位；“国家图书奖”共举办4届，浙版图书有2种获荣誉奖，6种获正式奖，11种获提名奖，实现“四连冠”，全国排名第五位；获“中国图书奖”的图书达40种，获“浙江树人出版奖”的图书有90种。由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持的全省优秀图书编辑评奖活动，至2000年已进行17届，获奖图书达1300余种。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出版业在“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出书方针指导下，出版规模迅速扩大，国内市场占有率得到提高，而且走向世界，对外交流和版权贸易也日趋活跃。1981年　2000年期间，与境外合作出版和达成版权贸易的图书达763种，其中输出版权208种，引进版权555种，贸易地区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还远及东南亚和欧美诸国家。

浙江出版业经过建国后50年的发展，至2000年底，全省有图书出版社13家，电子音像出版社3家，各类期刊201种，书刊专业印刷厂218家（其中国家级定点厂9家，省级定点厂24家，持有书刊印刷许可证厂185家），各级新华书店83家，城乡各类书刊发行网点4739处。出版业从业人员近5万人，其中具有副编审以上出版专业技术职务的编辑人员555人。1951年　2000年，全省各家图书出版社累计出版各类图书48342种（其中初版28918种），累计印数达632627万册（张），形成了以往任何时代所无可比拟的完整的出版业体系。

2000年，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决定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与省出版总社实行政事、政企分开，组建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同时在省出版总社的基础上成立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为浙江出版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为出版大省、出版强省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来源：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