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1673—1769），他一生曾8次参与编修地方志，有县志，有省志（通志），还有专业志；先后6次担任总裁（或称总纂）『“总裁”一词有多种含义，始见于《宋史·吕蒙正传》，意思是“汇总裁决其事”，后逐步演变为政府、商业组织机构中的一种职位，一般是组织中某一事务主要负责人或行政领导人，亦可以理解为：总的全权裁决组织内事务的人。』曾为多部志书作序。

其地方志编修时间跨度长达40年之久，身份由最初的诸生到翰林院庶吉士、礼部右侍郎，再到太子太傅、礼部尚书；93岁时还出任《长洲县志》总裁，成为历代地方志编修最长者。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沈德潜修编经历——三次编修《元和县志》、两次纂修《长洲县志》。 

三次编修《元和县志》重修

任总裁

第一次编修 

根据《沈归愚自订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记载，沈德潜编修地方志始于雍正四年（1726）。是年二月，元和县令江之炜（福建晋江人）到任后，“因思宣上德意，备载土风，使后世有所遵守者，惟邑志为宜”（江氏《元和县志序》），决定编修《元和县志》。元和县是苏州府一个新置的县，雍正二年（1724）刚从长洲县析出。为了编好首部《元和县志》，特地设立修志局，聘请施何牧等5人为总裁，分纂共有6人，沈德潜名列第4人，他虽然年过半百，而身份还是“长洲县学廪生”。

沈德潜分得学校、水利、人物、艺文4卷，他态度认真，与同仁“悉心蒐采，秉公商榷，三年而成书”（沈德潜《重修元和县志序》，以下不注明者均同）。可是没来得及付梓，江之炜调往疁城（今上海嘉定），出版之事被搁下。更让人忧的是，后来有人竟将志稿随便“手删改窜，易人物、艺文二门，半归荒谬”，并且“私自镌刻将成”。 

第二次编修 

正当此时，新知县张若爔（安徽桐城人）于雍正十二年（1734）七月到任。张县令发现志稿“几成秽志”，立即禁其成书，并重开修志馆，聘请在家服阙的宋邦绥（别号晓岩）重修，增补“十年来所未备”。正要刊刻时，宋邦绥服阕赴都，只好临时委托他人监刻。而委托的那人根本不熟悉志书体例，却自作主张，随意删改窜易，结果“大失始修之旧矣”，好端端的一部志书被弄得面目全非。

但是，志稿还是在乾隆五年（1740）三月张若爔离任之前付梓了。全志共32卷（苏州图书馆现有藏本），卷首冠有江之炜、张若爔两篇《序》。修志人员，总裁有施何牧等5人，沈德潜为总裁兼理分纂，身份是翰林院庶吉士。 

第三次编修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一月，许治（湖北云梦人）接任元和县知县。沈德潜与许治是进士“同年”，他便向县令叙说了前志“两番为白腹人私改，舛讹不堪……中间作令者，只重刀笔筐箧，何暇及此”（《自订年谱》）的经过。许治“念志乘为一邑掌故，风土人情，因革损益，与时递迁，不加修辑，何以彰圣朝文物之盛、涵煦之深”，重启编修，并先拟定了章程条例。

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月，正式聘请沈德潜、顾诒禄（字禄百，沈德潜高足弟子，以古文辞鸣时）修改县志。沈德潜时年89岁，以礼部尚书在籍食俸身份担任总裁，“主其增删”；顾诒禄负责具体修改，“悉心经画，举向之滥入者删之浚之，阙略者补之”，沈德潜则“略为检点，复还旧观”（《自订年谱》）。全志共36卷，先后花了10个十月时间。沈德潜对重新编修的县志比较满意，称：此志“虽不敢谓与《安阳》《北地》《富平》诸书颉颃，而疏略冒滥者无之矣。”（《重修元和县志序》） 

两次纂修《长洲县志》

两度任总裁

第一次编修 

长洲县置于唐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是苏州府的大县重邑，“财赋、政务之繁不下他省之一郡。山川清淑，人文荟萃，与夫民物商贾之往来辐辏皆甲于江左”（宋邦绥《重修长洲县志序》）。明朝，《长洲县志》曾编修过5次。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祝圣培等修成清朝第一部《长洲县志》。 

长洲县自清朝康熙以后一直没有编修过县志，尤其是与“元和分县以来，疆域、土田、城郭、井里、财赋、贡纳，其犬牙相错，秩然不紊者，尤不可不条分缕析”（沈德潜《重修长洲县志序》，下同），的确有点不太正常。

乾隆十四年（1749）九月，长洲新县令李光祚到任后，发现“明志之仅有存者，既卷帙不伦，一切赋漕、风俗之纪亦多所缺略，惟艺文稍备。我朝自康熙甲子岁修订以来，赋役诸则颇悉，而艺文概置勿登，宦绩、科第之类又多与明志大异，殊可愕眙” （李氏《长洲县志序》，下同）。他认为“长邑为天下之邑之最著，其志应不与他邑等。昔之为长邑者，一迩析而二，今日长邑之志，又不与昔之长邑志等”。 

于是，他慨然以修志为任，于乾隆十六（1751）仲夏设局修志，李光祚邀请时任紫阳书院山长的在籍食俸礼部右侍郎沈德潜和湖北视学回来的翰林院侍读宋邦绥两位担任总裁。沈德潜、宋晓岩欣然同意，经过认真修改补充，于乾隆十八年（1753）三月定稿付梓。 

全志共34卷，“卷分类析，井井有条，于时残缺者补，失次者序，穿凿者汰之，谬误者正之”。李光祚对志书十分满意，在《序》中说道：“展而读之，元元本本，玉贯珠联，丙丙麟麟，星陈去缦。今而后乃真叹：长邑为天下之邑之最著，长邑之邑志亦将为天下邑志之最著者也！”字里行间充满着自豪。 

可惜的是，这部县志梓板不久毁于火灾，令人扼腕叹息。 

第二次编修 

曾任元和知县的许治与苏州、沈德潜真有缘，乾隆二十九年（1764）八月署吴县知县，次年四月改任长洲知县。到任后，许治“问及志乘，知不戒于火，板片毁销，心窃忧之”（许氏《重修长洲县志序》，下同）。

在他看来“邑之有志，为令者首务也”，于是再聘请沈德潜为总裁，沈德潜推荐自己弟子顾诒禄为编纂。顾诒禄“竭虑殚心，芟繁就简”。沈德潜当时已经93岁，身份是在籍食俸的太子太傅、礼部尚书，但他还是“逐一讨核”。师弟俩配合默契，当年完稿，次年出版，全志凡34卷。 

清代沈德潜的修编经历

编修《浙江通志》《西湖志》

两任《西湖志》总纂

清雍正九年（1731）三月，浙江总督李卫开局编修《浙江通志》《西湖志》，聘请沈德潜与翰林侍读学士沈翼机、翰林院编修傅王露、翰林院检讨陆硅勋编修。李卫安排先修《西湖志》，沈德潜分得水利、名胜、祠墓、志余4卷。 

接受任务后，他“遍览载籍”，还时常携带“松儿（名种松，字樊成）往来湖上，到处寻访，回忆前游” （《年谱》，下同），又借助同人集会的机会，采集资料，其中“尤契合者方文辀、张存中、陈葆林、诸襄七、厉太鸿、周兰坡、王介眉诸公，不必出门求友矣”。他勤奋努力，到十月完成所分的志稿。

接着，转入《浙江通志》编纂，沈德潜的任务是负责通志中的《图说》。《沈归愚诗文全集》收录了《浙江通省志图说》全文，前有《图说叙》，图说依次是全浙、会城、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宁波府、绍兴府、台州府、金华府、衢州府、严州府、温州府、处州府，钱塘江、西湖、天目山、烟雨楼、太湖、海防、普陀山、禹陵南镇、天台山、雁荡山、玉环山、仙露岭，共计25篇，每篇300字左右，文字简洁、精确、生动、优美。雍正十年（1732）三月，他完成所有的“图说”。《年谱》记载：“三月，图说成，即辞归”。匆匆回家参加科试，在四月份的科试中“名在第一”。 

当初，浙江总督李卫修《西湖志》，延请原任翰林编修傅王露总其事，沈德潜则以诸生分修，全志凡48卷。虽然叙次详明，而征印浩繁。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南巡。此时的沈德潜已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与傅王露取其旧志，重加修纂，并简为10卷。乾隆皇帝南巡来到杭州，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梁诗正（浙江钱塘人）奏请重辑《西湖志》，而此时沈德潜的志书初稿正好完成，于是呈进给乾隆御览。

次年八月，《西湖志》10卷志稿先是付梓样本，由沈德潜“代奏上呈”。乾隆皇帝欣然题《沈德潜䵵西湖志成呈览因题以句》“三绝句代序”，其一云：“驿递缃编翰墨瓣，披寻即景忆春巡。诗人林下多清兴，还与湖山一写真。”并“赐缎绫二匹，命二臣分受之”。后来，沈德潜、傅王露将乾隆特制诗篇与志稿重新参订为12卷，重新付梓，于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奏进。乾隆二十年（1755），重新增辑成《御览西湖志纂》15卷，由赐经堂代刻进呈，入藏内府（《清代内府刻书图录》有著录）。 

曾为多部志书作序

强调存史、资政、教化作用

沈德潜不仅重视县志、通志等大志的编修，而且亦在乎小志、专业志的编修。早年寓居苏州木渎时，他就想编一部《灵岩山志》，可惜愿望没能实现。“向予寓山麓，思辑成一书，备名山掌故，而有志未果”（《灵岩新书序》，下同）。后来，他侄子沈香祖（又名钊，字朂存）著成《灵岩新书》（分36门），沈德濳特为此作序。此书于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驾幸灵岩山寺时进呈。

沈德潜没有写下地方编修的专论专著，但在《沈归愚诗文全集》里有《重修元和县志序》《重修长洲县志序》《昆山新阳合志序》《黄山志序》《灵岩新书序》《石公山志序》等。另据《河北省地方志》报道，在乾隆十年(1745)版的《宝坻县志》中发现有沈德潜的一篇《重修宝坻县志序》和一首《序宝坻志寄怀洪明府》诗。而《沈归愚诗文全集》没有收录这篇序与诗,属于佚文佚诗。由此推测，或许还有其他的序、诗散佚。

从现有的序中，我们可以看出沈德潜编修地方志的学术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地方志编修，强调具有“存史”功能。 

沈德潜认为县志是国史的基础，“凡修国史必征志于郡国，郡国征志于州县。是邑志者，国史所取资也。考核不详，是非失实，史家何由征信乎？”（《重修元和县志序》）因此，编修地方志十分必要，“从来县必有志，《周礼》外史氏掌四方之志，上之于朝，俾天子周知都邑之盛衰与民生之乐苦，典綦重也……且夫觇一邑可以知郡，觇一郡可以以知天下”（《昆山新阳合志序》）。地方志能以小见大，在《灵岩新书序》亦强调这一点，云：“君推本原也，君子不忘于乡而后能及于天下。”由一乡一邑而推及全国乃至整个天下。

二、强调地方志具有重要的“资政”的作用，不懂方志是“居官者之耻”。 

他认为按照地方志“准而行之，可以为能吏，可以为廉吏，可以为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之循吏”（《重修长洲县志序》，下同）。在他看来，不了解地方志，不熟悉县情，乃是“居官者之耻”。他严厉那些热衷官场者，“每慨今日之为政者，惟知以吏为师，日汲汲于刀笔筐篋之末，问以一邑掌故，其风土人情、因革损益，有茫然不知为何物者？譬犹行暗室而无独，欲济渡而不问舟楫，伥伥乎靡所适丛，将弊何自而除？利何自而兴？是亦居官者之耻也。”

三、强调志书“敦人伦，美风俗”的教化作用。 

沈德潜极力提倡“温柔敦厚”传统诗教，主张诗歌要为政治服务。这种儒家传统理念，也影响了他的地方志编修。他在《灵岩新书序》说道：“读是编,叹香祖先得我心也。尤爱其采入孝义二门，孝则必友，为政家庭，义非任侠，惠周闾党，可以敦人伦，美风俗，自兹力田者务稼穑，修学者勤诵弦，此乡成道德之乡，则志之所关匪小，而文章之繁简、工拙，其一一中度，又为第二义也。”在他看来，地方志“敦人伦，美风俗”的教化作用是第一位的。 

四、提倡编修“良志”，做到“无疏略、无冒滥”。 

沈德潜是最早提出“良志”观点的学者之一，他在《重修元和县志序》（下同）提出判断“良志”的标准是“无疏略、无冒滥”，并列出他心目中的三部“良志”，分别是“崔铣之《安阳》，汪来之《北地》，孙立亭之《富平》，烛见称说”。

他认真分析“志之良者寥寥无几”的原因，“或辑成于仓卒，纪载疏略；或增窜于妄庸，去取冒滥”。要把好质量关，志书收录“人物”的标准是“则事功无可称者贵显弗录，志行有可取者微隐必登”；收录“艺文志”的诗文，“则言关政治事、备劝惩，然后入之，一切务华失实、留连景光不收也”。 

五、强调地方志要做到“简而不漏，详而能精”。 

地方志是重要的地方历史文化典籍，要做到“简而不漏，详而能精”，方能传世行远。沈德潜在《灵岩新书序》说道：“山志所以补邑乘之阙，然必简而不漏，详而能精，斯足传世行远。”虽然说的是山志，其实是所有志书“标准”与要求。他称赞沈香祖“毅然增修，逖稽史传渔猎，旧闻断碣丰碑靡不搜访，高人、列妇咸为表章，下至方物工技无不具焉”。

他对方武工、许玉载编纂的《黄山志》予以高度评价，称“后有游者按其书而求之，如逢故人，如归故乡，则黄山为众人之公，二子亦不得而私也”（《黄山志序》，下同）。并寄希望于两人，“倘得青鞵、布袜，历览四方，俾尽探庐阜、武夷诸胜，归而杜门著书，会辑成志，不且为天下名山庆遭遇乎，志黄山特以为发轫也” 。  

六、注重地方志语言，力求做到精炼、准确、生动。 

毋庸讳言，地方志语言普遍存在呆板、苍白的通病，沈德潜编修志书时十分注重志书语言的精炼、准确、生动。当年，他撰写《浙江通志图说》时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黄山志序》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其中一段写道：“（黄）山之奇，一在石、一在松、一在云。石有昂者、欹者、聘者、踞者，中断者夹峙如剪独立，如剑者层叠侧生，数十里如涛浪者。松产石罅中，根不著土，突怒连蜷，每作蛟龙盘拏状，更千百年不长尺寸。云从一峰飞出，倏忽弥漫，六六尽没，弥望烟海，天风卷舒，峦岭隐见，神山恍惚，近在指顾。”寥寥107个字，就把黄山的特点传神地写了出来，用字精炼，描述生动，既有特点的勾勒，又有形象的描绘。 

留下了不少有关方志编修的真知灼见

沈德潜是著名的诗人、诗论家，一生从事诗选、诗学，成果著卓。他一生能8次编修地方志，6次担任总纂，为优秀文化的传承作出了贡献，亦留下了不少有关方志编修的真知灼见，值得好好研究、总结与借鉴。 

（图片来自网络资料）

（作者：李嘉球）